我国修订后的新《公司法》第152条规定的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吸收了很多国外立法的宝贵经验并且在若干方面进行了改进，以使股东更容易提起代表诉讼、维护公司权益。尽管如此，我国《公司法》的规定依然过于原则化、概括化，无论是概念的解释，还是程序的操作，都具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可操作性不太强，主要表现在：
（一）没有对诉讼管辖和诉讼担保问题作出特别规定
我国《公司法》并没有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加以特别规定，因此原则上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来处理，即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均可以成为诉讼管辖地。股东代表诉讼实际上牵涉到原告、被告和公司三方面，管辖地的确立不仅要方便当事人参与诉讼，也要方便法院审理案件。股东代表诉讼多数涉及到董事、监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侵权行为，而这些行为的发生地和结果地往往都在公司所在地而非侵权行为地、被告住所地。因此，有必要对股东代表诉讼的管辖另行作出专门的规定。
另外，在股东代表诉讼中，我国《公司法》也未明确规定诉讼担保制度的适用条件。诉讼担保制度的初衷在于防止股东滥诉，旨在使恶意提起诉讼的股东在给公司和被告造成损失时能以其担保财产进行赔偿。但担保制度对于提起诉讼的股东而言也是沉重的负担，可能使得部分善意股东因为经济条件限制而不能提起诉讼，影响到股东提起诉讼的积极性，进而导致公司的合法权益无法受到保障。因此，应在立法中明确规定诉讼担保的适用条件。
（二）缺乏对股东代表诉讼费用缴纳的具体规定
股东在提起代表诉讼时，应依法向法院预缴案件受理费。案件受理费的多少取决于案件的性质。依照我国《人民法院诉讼收费办法》 的规定，依据案件是财产案件还是非财产案件而采取不同的收费办法。非财产案件按件收费，财产案件按原告请求额的一定比例收费。我国《公司法》对于股东代表诉讼费用的缴纳并没有作相应的规定，因而司法实践中做法各异，很多法院把股东代表诉讼按照财产案件的标准来收取案件受理费。由于代表诉讼的请求额一般来说比较巨大，相应就要交纳巨额的受理费。股东提起诉讼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司的合法权益，如果要求股东缴纳高额的诉讼费用，不仅会影响股东提起诉讼的积极性，而且会使已经提起的诉讼面临“流产”的困境。
（三）缺乏对股东代表诉讼法律后果的具体规定
由于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旨在保护中小股东和防止滥诉两者之间寻找平衡点，因此，在诉讼结束后，对遭到损害一方，法律有必要平衡原告与被告的利益，规定给予一定的赔偿或补偿。我国《公司法》对此未予明确规定。在各国或者地区的公司法实践中，如果原告胜诉，则董事、监事、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高级管理人员等确实实施了侵害公司利益的行为人，须将所得不当利益返还给公司或对其所造成的损害给予赔偿。
至于原告的损失和为诉讼而支出的合理费用如何处理，美国、日本的做法存有差异。美国多数州广泛推行的是所谓的“比例赔偿制度”，也即在一些特定的情形下法院可以判令被告按原告的持股比例将赔偿金支付给原告。日本商法则规定股东在胜诉时可以请求公司支付其进行诉讼的必要费用和律师报酬。如果原告败诉，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由于英美法系公司法对股东代表诉讼的限制性条件相对较少，股东更容易提起派生诉讼，因此原告败诉时法律责任的追究相对较严。以美国为例，大多数州并不要求提供诉讼担保，但在原告股东败诉时均会要求其承担赔偿责任，不管其是不是提起恶意诉讼。但日本的做法就完全不同，法院只能判令恶意的原告股东对公司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另外，我国的股东代表诉讼还存在诉讼门槛偏高、举证责任的分配可能对股东不公平的问题。对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有持股比例的要求虽然可以防止股东滥诉，但在我国，鼓励股东为维护公司利益而提起股东代表诉讼，比防止股东滥诉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民诉法“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会使本处于弱势地位的股东随时承担着败诉的风险。这些，都会打击股东提起代表诉讼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股东代表诉讼的发展和完善。
